邹市明职业战第四场三大看点

上述两条进路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立法进路更适合我国仲裁机构的转型。

《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首先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然后才应符合双方的约定，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个人信息处理的均衡性。为了实现个人信息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应允许个人信息处理者根据情势变更原则适当改变原初目的，或增加新的合理目的。

[14]参见注[1]，梁泽宇文，第16页。《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7条要求发生或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实体原则，正当、必要原则可以弥补日益流于形式的告知同意机制的缺陷。1.为了公共利益 为了公共利益，属于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正当目的之一。在肖某某诉力美健新都会健身公司网络侵权案中，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同意在微信群公开原告的身份信息，即便因内部管理需要，但已超出必要的限度，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

[38]2019年5月，美国旧金山市颁布全球首个禁止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定《反监控条例》，禁止当地警方和其他政府机关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以防止公权力机关滥用人脸信息监控个人。其二，与原初目的没有合理关联的个人信息处理，即使是为了追求其他正当目的，也不具有正当性。二、法治一体建设地方试验型模式的运作逻辑 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的动力源来自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兼顾了央地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走出了长期以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封闭循环。

由于党中央的周密部署，试点地区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有益的试点经验，为国家及时立法正式确认提供了充分的实践支撑，构成了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的特殊样本。一般来说，主动型地方试验要想赢得中央认可，必须同时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求。法治浙江区域自主探索之所以能够赢得中央认可，一是基于对法治痛点的精准把握。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改革经验的推广为例，在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写入行政诉讼法之前，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政策文件已经分别予以明确认可。

随着党中央对法治一体建设的高度重视，加强党对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凸显，越来越多的纲领性党政联合发文成为推进法治一体建设的重要依据。以正在兴起的浙江全省范围内的行政复议局改革为例，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既源于国家层面对行政复议制度在新时代行政争议化解中应有地位的日益重视，也与试点本身发挥出比传统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模式更佳效果密切相关。

同时，这一法治建设模式的指示器包括中央权威和群众首创的双重尊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为例，文本上理想的行政诉讼制度与现实运作渐行渐远，一些源自地方自发形成的改革举措，经过实践检验逐步获得推广适用，对本土行政法治理念的形塑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简单的法律移植容易造成水土不服，难以真正形成立足中国本土实际、解决中国本土问题的法治体系。2019年12月，中央依法治国办部署开展对云南、甘肃等八省份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工作，法治政府督察手段的压力传导功能、全面体检功能初步显现。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之所以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心，形成全国独一无二的海安现象，就在于行政机关能够主动接受人民法院监督、自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25]。在第四届中国法治政府奖评选活动中，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局申报的设立实体复议机构行政复议局的行政复议体制改革项目获得提名奖。从以往的法治创新实践来看，依托权威性政策文件和相对低位阶的法律规范是其内在的二元规范依据。相对于类似输血功能的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而言，行政复议局更具造血功能。

2016年8月，公安部出台《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导意见》，源自金华市公安局自下而上与实践先行的裁量基准改革得以开花结果[10]。2017年6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以六项地方自主探索型试验为例，起因都源于地方的自我加压。梳理其中的一些获奖项目，可以看出行政法学者心系法治政府建设实践、运用行政法学理论积极助推的身影。

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之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例不断提高、实效逐渐增强，最终被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认可。张文显教授立足法理，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进行了深度诠释，认为‘法治中国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法治浙江概念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升华[2]。江必新教授对法治社会建设进行了系统、全面阐释，认为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5]。2017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入法成为我国重要的诉讼法律制度。《意见》将以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发展以点带面、辐射全国为基本建成法治政府提供典型引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积极探索作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的指导思想，以鼓励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坚持改革引领着力实现示范创建与深化改革的有效衔接作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审判工作面临发展不均衡的现实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诉求、政府强势对传统的封闭对抗型行政审判模式构成挑战，如何通过府院互动构建新型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是地方和中央、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共同关切。

2005年8月，《治安管理处罚法》吸收了金华市公安局创造的分格分档裁量控制技术。中央依法治国办《意见》的颁行，为地方试验型模式的评估提供了制度平台。

这些成果丰富了法治一体建设的理论内涵，对法治一体建设实践具有参考价值。有学者主张通过取消对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立法授权对象的限制明确规定地方立法主体可以授权其他机关进行立法扩大具体授权的适用范围为地方改革创新包括制度突破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26]。

(一)地方试验型模式的基础 作为地方试验型法治建构模式的起点，地方试验存在主动型试验(地方自主进行探索)和被动型试验(中央指令地方探索)两种形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18]。

自2013年开始，法学界围绕法治一体建设命题展开过多角度理论阐释。义乌市行政复议局是全国首个具有实体意义的行政复议局，担负着整合行政复议职能、集中行政复议职权、提升行政复议公信力的使命。自2004年以来，地方不断兴起的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创举，逐渐为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所认可，成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和优化行政审判环境的抓手。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兴起为例，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法治一体建设进程中央地之间的有效互动。

较为敏感的学者提出了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指引命题，并归纳为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界定社会组织的适当行为空间四个方面[29]。纠纷化解强调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公正及时解决。

2019年5月，中央依法治国办印发《关于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是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抓手。中央认可则是根本和关键，只有得到中央层面的默许和肯定，地方试验才有可能升格为全局性的制度创新。

被动型地方试验时间相对较短，更多体现了中央在特定领域厉行法治的意志和决心。地方试验、中央认可、稳步推广和法治固化是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分别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基础、关键、重心和归宿。

所幸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程中，法治建设进路也处于转型之中，即从单向度的学习、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迈向以适应中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地方的创新活力，通过先行先试累积经验后得以全面铺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完全契合。为此，在《意见》规定的基础上，实有必要建立官方与学界之间固定的良性互动机制，更好实现法治一体建设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既为深圳大胆创新法治一体建设提供了充分保障，也是深圳长期改革积累和主动谋划的区域优势地位使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五部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法治社会建设的四大任务。

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关 键 词：法治一体建设  地方试验型模式  运作机理  自主型进路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Local Experiment Mode  Operation Mechanism  Independent Approach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下简称法治一体建设)的重大命题。

经过一年多时间实践，监察体制改革在试点地区迈开坚实步伐。作为一种超越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的新范式，中国特色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体现了坚持党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有机统一，是被法治建设实践所检验的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需要的模式，对这一模式内在机理的法理阐释和实践观察应当成为我国法学界重要的研究任务。